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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第二届“大家”文学奖在北京举行。我的《怒江故事》有幸得了短篇小说奖，便与《大家》杂志社的编辑们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时间里，我和韩旭一起住在中国作家活动中心的404号房间。这是一间双人标间，门朝着南方，房间里面铺着鲜红的地毯，有一张写字台摆在两张床的中间，在写字台的前面，有两把木制的椅子。房间里面的灯光十分明亮而柔和，电话摆在床头柜上，是一部枣红色的电话机，这一切设施都有现代气息，也很谐调我的心情。　　我和韩旭在住进这个房间以前并没有过深的交往，但是我们好象是一见如故，说话做事都十分融洽。我们每天都睡得很晚，在房间里看书，看报，不断地吸烟，香烟随时在屋子里缭绕。因为这次到北京事情比较多，多数时间里，我们都不在这个房间里，都到外面跑。韩旭到外面去的时间比我更多，他在北京有许多的朋友，随时有人约他见面，高兴起来就要喝一点酒，我经常闻到他从外面带进来的酒气。我一个人呆在这间房子里，电话随时都有可能响起来，但这些电话都是找韩旭的。我在电话里知道，出版社要韩旭到深圳出一趟差，好象是要印刷一个什么东西。接到电话，我就替他记下来了，在他回来的时候通知了他。我记得这个电话是一个昆明人打来的，先是用普通话和我说，才说了几句就用昆明话和我说了，他在千里之外马上就听出了我的普通话不地道，是一个云南人。在一天夜里，一个北京女子打了一个电话过来，问韩旭在不在家，我说不在，她又问今晚会不会回来，我说，会回来，但时间可能会晚一些。这个女子说，她在《大家》上发了一个中篇，韩旭是她的责编，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她想见见韩旭。这个女子的话让我想起了作者和编辑的关系，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对编辑自己文章的人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编辑们要把一篇文章反复地读，逐字逐句地斟酌，付出极大的劳动，因此作者对自己的责任编辑感到非常的亲切。我的《怒江故事》也是韩旭的责编，这次我有机会到北京来，是由于这篇文章得了大家.红河文学奖，我知道我应该感谢他。这次到北京来，我和他又住在了一间房子里，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向他说一句感谢的话，但是一切我都心里明白。　　后来，我还接到了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程志方老师的一个找韩旭的电话，韩旭不在，程老师问我是谁。我说，我是木祥。程老师说，木祥同志，我姓程，叫程志方，韩旭回来叫他给我打个电话。程志方老师我没有和他见过面，但是我知道他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听说，程老师在评选大家.红河文学奖的时候也到了北京，他在扶持云南文学新人的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对于程老师，我了解得不多，我只是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她们文学丛书”上看到了他写的序言。序言上有这样一段：她们将给我们：另一片蓝天白云，另一轮明月和朝阳，另一双眼睛，另一座家园。　　在颁奖会议开过以后，我和韩旭就非常熟悉了，他不再叫我木祥，他叫我“老木”，海男听了说，叫起老木了，在404号里住出感情来了。由于会议以后要在北京住上几天，我们就有了一些空余时间，这些天来，我和韩旭就很少呆在404房间里，我们一边上街办一些单位的事情，一边到街头上去乱窜。我们去了天安门，去了王府井大街。但去得最多的是书店，三联书店，新知书店，差不多跑遍了王府井大街上的每一家书店。我们到了书店就不想出来，把那些书一一地看了个遍，在走出书店的时候，我看见韩旭的手里提着一袋子书。我们还到了中国美术馆，我以前不知道北京有这么个地方，是韩旭把我带到了美术馆的门前，我们在这个门前转来转去，看有没有什么美术展览，可惜这天没有，我们就只好回家。我们走到了长安街，韩旭说坐上两站公共汽车就可以坐上地铁，下了地铁再走上十多分钟的路我们就可以回到和平里。本来，在北京开会我们是可以报出租车车飘的，但是韩旭觉得坐出租车太贵。我站在长安街上望着来来往往的汽车感慨不少。　　一天晚上，韩旭和我和还在404号房间里见了顾建平和龙冬。顾建平龙冬和韩旭是非常熟悉的朋友，一个在《十月》杂志社工作，一个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供职。这两个人是以前韩旭在404号房间里和我讲得最多的人，他把我介绍给他们，是为了让我在文学界多认识一些人。可惜我那天说话不多，龙冬和顾建平随时都在引我说话，热情好客让人感到十分温暖。我们还到附近的一家小食店吃了一点东西，喝了两杯酒。回到404房间里，我们都有了一点醉意，就随便地倒下睡觉，韩旭在朦胧中说我这次在北京说话太少了，好象是自信心不足。韩旭一句话说中了我的要害，我从来就是一个没有一点儿自信心的人。我还想起了在大会堂颁奖的那一天，韩旭到处找我去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我却独自一个人躲到了那辆大骄车上。我是一个最不善于说话的人，所以也就不敢多在广庭大众的情况下露面。据我的了解，韩旭也是一个不太多话的人，但是他虽然说不多却是说得有条有理。在北京，他总是引导我多说，他在默默地听，他试图在默默之中发现我的一点什么......　　现在想起往事，觉得我总是让他失望。 />木祥　　三川＂斋姑娘＂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为世人所瞩目。今年，我在《丽江日报》上报道了三川的斋姑娘，引起了旅游者和新闻媒体的关注。《春城晚报》以《发现斋姑娘遗群》为题，在头版醒目的位置作了报道。今年8月，《广西电视台》国际部“发现”专栏来永胜三川拍摄斋姑娘。斋姑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三川有了斋姑娘，外界人士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误解：认为三川的女子，大多是封闭型的，不开化的。是的，我们也承认三川的女子与其他地方的女子相比，有其封闭的一面，她们在这样一个斋姑娘成群的部落里长大，或多或少都受到以自我为中心的女系家庭意识的影响，她们比其他地方的女子重视贞操。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三川这样一个女权思想相当严重的地方，同样也会产生女马帮。这让人不敢相信，相信以后又让人感叹。因为，斋姑娘和马帮，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个在生活方式，处世态度上迥然不同的群体。　　斋姑娘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她们崇尚的是憩静安适的意境，她们不喜欢精神上的大起大落。她们的最高境界是“守洁”，守身如玉，保持珍操。她们在家里是一家之主，受到一家人的尊重。所以，三川的斋姑娘，她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贞”字。她们和马帮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马帮的生活是外向型的，是开放的。他们生活不拘小节，他们不怕感情上的大起大落。马帮常年在外，没有多少在家的日子，他们不甘寂寞，他们向往自由。马帮的生活是流动的，放荡的，在一定程度上，马帮就是风流和流浪的代名词。　　三川就是这样一个能出斋姑娘，也能产生女马帮的地方。三川最有名的女马帮，是黄土坡的刘玉兰。三川人只要一讲起女马帮来，就一定会想起刘玉兰。我到三川采访马帮的故事，关于女马帮刘玉兰的奇闻轶事最多，最为奇特。　　刘玉兰是马帮刘厚明的女儿，她还有一个妹妹叫刘玉贞。俩姊妹还都没有满十岁的时候，母亲被土匪抢走了。黄土坡在三川坝的东边山脚下，那时候，那里的土匪最多，有时候年轻人出门去割一挑草，去挑一担水就有可能被土匪抢走，一辈子没有一点音信。母亲被抢走以后，父亲又只能是出门去帮人赶马，才能养活姊妹俩。所以，多数时候，都只是俩姊妹在家里，日子过得无依无靠。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刘玉兰12岁和父亲赶马上山砍柴，还学会了捆马驮。14岁的时候，父亲不在家，刘玉兰带上妹妹一起上山，俩姊妹砍好一驮柴，自己能把驮端到马背上，驮回来又到街上去卖。　　等长到15岁，刘玉兰就能自己上山砍柴了，她把妹妹留在家里看家，做饭。就在这一年，刘玉兰在砍柴的山上被土匪抢走了，被卖到大凉山上当了三年的奴隶。在当奴隶的日子里，她每日每时都想念自己的妹妹和父亲，天天在泪水里过日子。她想到了逃跑，但不知道路，不会辨方向。她被抢到山上的时候，是用一条麻袋装上山的，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后来她听一些老奴隶说，要逃跑，就要在下半夜向着启明星方向走，就能到自己的家乡。于是，她作了一次冒险，路上千辛万苦，历尽艰辛，终于逃回了黄土坡来。在土匪家在了三年，刘玉兰长大了，并且练就了一身胆量，一副好身体。家乡人都有点不敢认她了。刘玉兰和三川人有点性格上不相吻合了，她想要办的事，让人想也想不到。　　刘玉兰逃回家来，家里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她的父亲结了婚，家里有了个后娘。她的妹妹成了一个瘸子，只有一只脚，另一只脚被截肢了。妹妹说，她的脚是在上山找姐姐时摔断了的，但没有钱治疗，后来就只好截肢了。妹妹脚瘸了以后，父亲又经常出门赶马，后娘对她十分狠毒，让她做饭，砍柴。饭做不好，头发经常被后娘揪着在灶台上撞，撞得头生疼。她做饭的时候，那只断了的脚要找一个凳子支起来，或者一只脚放在灶台上。后来，后娘还让她赶马上山砍柴。她就只好骑着马去，回来的时候，少驮一点柴，自己骑在柴的中间。刘玉兰对生活的前景感到淡然了，但她同时也知道，只有充满信心，日子才能过下去。　　于是，刘玉兰提出要赶马，俩姊妹在家里呆着，永远也不会有出头之日。听说女儿要赶马，后娘什么也不说。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自己就是赶马人，怎么也不能让女儿去赶马了。他说：三川的女子都争着吃斋，你怎么想到要去赶马！父亲还说女子赶马不是件好事，只有让世人笑话。家里人的想法似乎也在道理，在三川，哪里有女子赶马的呢，女子赶马，将来嫁给谁去呢？但谁也阻挡不了刘玉兰，她想干的事，谁也阻挡不了。刘玉兰说，我现在连过日子都成问题，怎么还想嫁不嫁人的事情？再说，世界上只有凉菜凉饭，没有凉了的人。我想，当时刘玉兰压根就没有想过会不会有人娶她的问题。家里人挡不住，刘玉兰不久就成了三川坝第一个名正言顺的女马帮。　　刘玉兰赶马，不只是在家乡赶，她长期跑丽江，跑鹤庆，所干的事业，和男马帮一样。那时候赶马，都是几个人一起走，女马帮不多，刘玉兰跟的是男马帮。和男马帮们在一起，一些真心地帮助她，帮她捆驮子，帮她钉马掌。有一些马帮也打她的坏主意，刘玉兰凭着自己的机智巧妙的回避。和男马帮们在一起，路上也增加了一些乐趣，寂寞少了，孤独没了。刘玉兰一路赶马一路“调子”不断，“这山唱得那山映（应），隔山唱歌水回声”。但一些绯闻也就雀起，一个又一个疑问在村子里传来传去。都说：刘玉兰赶马和男马帮在一起，晚上在哪里睡觉？刘玉兰来了例假如何处理？这些，都一度是村子里人猜不透的迷。但刘玉兰听之任之，时间长了也就没有人再挂在嘴边上。但闲话多了，女马帮，嫁人自然也难了。刘玉兰到了二十二岁还没有嫁人，那时候，二十二岁可是个老姑娘了。还是一起赶马的马哥头了解刘玉兰，刘玉兰嫁给了一个常在一起赶马的马哥头陈子得。刘玉兰嫁了人，这一点，被她自己言中，只要愿意，世上没有嫁不出去的女子。　　刘玉兰结婚后的事我就不多说，都是平平淡淡的日子。我想说的是，为了写女马帮，我到黄土坡找到刘玉兰老人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刘玉兰老人今年84岁了，但老人精神还好，走起路来步子小，但还快捷。耳朵好使，只眼睛看远距离时有点模糊。问到她赶马时的事，一开始时她叹息一声，好似往事不堪回首。后来，讲起来就滔滔不绝。她讲的赶马的事，重要的部分，前面已经写了。现在老人的情况，我大概地告诉大家，刘玉兰养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一个儿子是黄土坡历代第一个大学生，1962年考上了云南大学政治系，在昆明工作，安了家。一个女儿叫银珍，从小娇气，读书不太长进，嫁到金官街上。银珍生了一个女儿，叫小丽，属于刘玉兰的外孙女。小丽今年18岁，初中哔业后，在金官古镇开一辆微型车，在永胜城和丽江古城开出租车。我到黄土坡采访，特别采访了刘玉兰的外孙女小丽。小丽开车动着麻利潇洒，气质不同一般。我坐她的车到丽江古城，去看她的外婆住过的马店。小丽说，她前年拉着外婆到过一次古城，外婆还记得她赶马时住过的马店。我们到了现文巷，她把马店指给我看了看。小丽说，开车也和赶马差不多，似乎是想继承母亲的事业。 　　臧棣：从观赏的观点看，庄子的写稿中生存着一种极具魅力的张力。他有特殊豪放的设想力。他对实物的变革的领会，平静应付的心态，超然的气度，辛辣的嘲笑，对人情的洞察，对谈话的运用，与新颖性的抄写有很多沟通之处。我估计，庄子的“虚无”有世界观的部分，但也是对存在的悖论的绝妙的戏仿。这就很逼近一种新颖的视线。其余，在庄子的表白中，也有一种谈话的自决性在内里。在他对寰球的确定中，有谈话的自我设想在里面维持着。以是，假设生存着一种胜过功夫的精力反馈的话，我更承诺把庄子创造成一个今世同业。假设用新颖谈话把庄子的那种设想力，囊括谈话模样、谈话态度作一个主动的变化，你会创造庄子本来是一个很有新颖范儿的作者。固然这是有基础的，比方你去变化屈原，你就会创造屈原一致是一个很古典的作者。在写稿上，屈原只大概属于传统，他不属于这个期间。但庄子不一律，庄子不妨在谈话上翻转保守。 　　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为虚假知放肆，静而不动，云雷屯也。这是我一直督促本人的启示语。芳华付与你矛头，请别让它悲观，功夫静好，今世稳固，在这个只属于咱们的流光里，假如不全力，不只本人懊悔，在旁人眼中也会是个彻里彻外的波折者。既是留心旁人的见地，就别滥用时间。任何工作都要从自己动身去考虑衡量，你愤怒，是由于本人不够时髦，你烦恼，是由于本人不够宽大，你焦躁，是由于本人不够平静，你凄怆，是由于本人不够坚忍，你忧伤，是由于本人不够阳光。反思本人，不是去为了逢迎旁人，而是为了让本人更特出。 　　揉了揉刺痒痒的手指，我小心地把开着花的大仙人球移栽到一个稍大的绘有蓝色花纹的花盆里。把哪些没有根须的小仙人球栽入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瓦盆里，心想，管它活不活的，我的心意算是尽到了，求个问心无愧吧！不久发现这一个个无根的小小仙人球竟奇迹般地活了，并一点点长大。我为这不屈的生命感动着，决心要善待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