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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话语权成为了国内学术界的热门问题，其背景有以下几点：第一，如何实现差异性共在是整个时代的共同问题，而沟通和对话是唯一的选择，话语和话语问题就必然突显出来。第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崛起是21世纪的国际性大事，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发展优势很好地转换为话语优势。第三，在现代化、西方化、多元化、市场化、学术化乃至于传统化的各种潮流中，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被边缘化。但是中国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走出来的，因此，中国的哲学话语权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哲学话语权。话语权是说话的权利和权力的统一。在对话与沟通成为主流的当代世界，无论国家的大小、强弱都拥有平等的说话的权利，但不同话语主体的话语所拥有的话语权力却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话语权力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是国家实力；二是话语本身的质量，即话语的概念、逻辑、表达方式所形成的说服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边缘化当然有共产主义陷入低潮流和上述各种潮流挑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话语本身的质量问题，即我们没有形成可以讲清中国故事的概念、范畴体系，也常常缺乏逻辑和适当的表达方式。结果是：在国际上我们当然有话语权利，但话语权力不够；在国内马克思主义话语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利，但实质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大众的说服力受到极大挑战。对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策略，有几个思路。其一，还原：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于是马克思似乎就天然有理，这种姿态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真正严肃的态度是正视他者和差异性的存在。其二，划界：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但政治和学术是两个不同的场域，作为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主题、问题、概念和表达方式，把两者混为一谈或者由一种话语取代另一种话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其三，对话：这是一个不可能无视他者的时代，而对话是理解和认识他者、乃至于认识自己的最好途径，要构建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接轨的话语体系来言说中国现代化、讲好中国故事，与西方话语、与中国传统话语的对话是十分重要的。其四，创新：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特色之一就是批判，要保持一种理论的科学性，就要自己批判自己，就要进行理论创新。当然，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坚守底线的创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话语决不可随意弃用，流行的西方主导性话语不可盲目套用。其五，实践：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学术话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确认真正的学问必定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真正的权威判决必定是来自实践的检验。只有在实践中体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的现实追求，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真正的话语权。 三块人为竹林当面，是用竹杆围成的一座进取翘起来，像一角房檐式的竹亭。而竹亭的裂缝间及青砖大地下，有安置若隐若隐的暗灯，假设黄昏来这边，该当是十分的美丽。 />乡村杂忆林平 小时候，我生活在豫南农村一个名叫章畈的村庄里。那是一个住着一百多户人家、共五百多口人的大村子，印象中的日子清贫而恬淡，油菜花开的季节，蜜蜂房前屋后嗡嗡地飞，大人们打绿肥、跑签担塘泥，我们这些孩子就折柳条拧做柳笛吹得漫天响，或者找根针般粗细的小树枝在土坯墙缝的蜂笼里掏蜂子，装入洗净的墨水瓶里玩。还有就是每天下午放学后，扛着锄头、提着水桶去西畈菜园里种菜、浇水。我栽种的茄子、辣椒和向日葵长得翠绿而茁壮，得到许多大人的啧啧称赞。再就是稻谷收割完后，我们每天早早地爬起床，一边揉着惺忪的眼睛，一边扛起草筢子，踏着清凉凉的露水，披星戴月去田畈捡拾散落的稻穗，然后送到生产队的稻场过秤，给大人挣工分。那时，邻里乡亲总是笑脸相迎，偶尔谁家的鸡丢了一只，也只在大门口痛心地骂几句，一觉之后便不再提它。我常有一种生活在童话里的感觉。 村子里有几个老人，我只知道人们常叫他们老乡长、老八路、老鹰爪、大侉子，至于他们的真名，我从不知晓。现在想来，好像他们常年都穿着黑色的棉布衣裳，对我们这些孩子很和气。 我家在村北头，往南与我家隔着三户人家的是老乡长的家。那时，老乡长可能有七十多岁吧，个子挺高，大大的脸颇有方寸。他一年四季都是黑棉布长袍加身，腰间系一条黑布长巾，走到哪儿都提着一只陈旧的铜质水烟锅，腰带上吊一只装烟丝的黑布袋。他一吸烟锅，我就听到一阵“呼噜噜”、“吧嗒吧嗒”的声音，好像家中锅里的稀饭煮开了发出的那种声音。接着，锅嘴上烟丝就忽地一闪红起来，发出金黄金黄的光，顷刻便黯淡下去了。一锅烟，他顶多吸两口就烧光了，然后翘起脚，把锅头在布鞋底上磕磕，以磕掉烟灰。有时磕不掉，他就用小树枝或者火柴杆拨一下。烟灰掉了，他就从黑布袋里捏出一撮烟丝摁在烟锅里，然后收紧布袋口，重新吸起来，神态怡然。做这些动作时，似乎总是在冬天，在上午的太阳地里。 我很少见到老乡长跟大人们说话，更别说我们这些孩子了，顶多用他那现在想来该叫深沉的目光看我们两眼，便又移到蓝天上的飞鸟或者远处黛色的山林上了，村子里大人小孩都对他敬而远之。我不知道老乡长是什么意思，就当是他的名字，今天当然知道了，也知道他姓辛，他的三个孙子与我的年龄相仿。我搞不清，他年轻时是否当过乡长，也许当过吧，那也肯定是旧社会的伪乡长，你看他那派头，没当过伪乡长的农村人哪能雇佣过像大侉子那样的长工、哪能那样孤傲怡然呢？现在想来，他该是那个时期我们村子里最大的官哩。 往西走过一条塘埂，就到老八路的山墙头边了。跟老乡长相比，老八路的个子矮多了，不过还是比我高出好多，我每次望他都得高高地仰起头。他比老乡长年轻些，大概有六十多岁，微微有点驼背，想必是年轻时挑了太重的挑子压的吧？他没有儿，只有一女，从很远的北方山边招了一个上门女婿。走路总喜欢拄一根木棍，那可能就叫拐杖。他好像总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头戴一顶旧得灰白的毛帽或者一条黑色腰带盘成的上面透底的那种。我从没见他笑过，他心里似乎总藏着沉重的心事，病恹恹的。有时，看到他走来，我们老远就会喊“老八路，老八王，没打鬼子先丢了”，然后哄然一笑，“轰”地散开了。他依然是副郁郁寡欢的神情，却是不生气，更不发火，只是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后来听人说，老八路年轻时确曾当过八路军，可是在一次战斗中当了逃兵，再没回部队。人们叫他老八路时，我想他心里一定很苦，却又说不出：谁会同情一个逃兵呢？后来，好像是他自愿去了一里路外的林场看护山林，多年后落实了政策，每个月从公社里领回几块钱，可能还有粮飘。但他还是不笑。我长大后才知道，老八路姓孔，要是按农村七拐八弯的辈分排，他还该叫我小叔呢。 老鹰爪就厉害多了，从他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老鹰爪住在村南一个四面环塘的类似小岛的地方，大概五六十岁的样子吧。他特别喜欢烤炭火，没有木炭时就烧从山上砍回的木柴，反正在我的印象中他总在过冬天，他那两小间低矮简陋的茅草棚似的屋子里总是烟雾缭绕，气味熏人。他也是一身黑衣，只不过是有时长袍，有时短褂；头戴一个村里人叫“狗钻笼”的黑绒帽，就是拿一个像绒布袋似的东西往头上一套，一直套到脖子，前面挖两个小窟窿只露两只眼睛的那种，跟电影中蒙面大盗戴的差不多，想必特别暖和。 记得有一次，老远的地方有人来村里钓鱼，老鹰爪一直蹲在塘边，东瞅瞅西望望，若无其事。好大一会儿，那人才钓上一条大鱼。正当那人开始高兴、还没高兴起来时，老鹰爪猛然站起来，似乎身子还没站直就直扑过去，一把抓过鱼，说：“这鱼是我的。”那人刚想开口，不料他把眼一瞪，两眼像两只闪着黑光的银球。那人哆嗦了一下，含着还没出唇的话，慌忙收起鱼竿逃了。记得还有一次，好像是在一个春天，刚下过一场雨，我和另一个孩子摸到田畈，匍匐钻进生产队的一块豌豆地里，偷摘嫩豌豆吃。嫩豌豆不光豆米清甜，就连豆壳都是脆甜的，不过需剔去豆壳内面那层透明的茧皮，吃那肉肉的壳。我们就身贴豆秧，生怕被人发现了，如果发现了，不光要挨打，还要扣大人的工分。豆秧湿漉漉的，叶片上还有一颗颗晶亮亮的水珠，颤颤的，直将我们的衣裳都沾湿了，冰凉凉的清。把几个口袋塞满，满心欢喜地刚想猫腰站起来，猛地就见面前立着两条黑腿，心里一阵颤栗，怯怯地抬头望去，老鹰爪正两眼放光地盯着我哩。我头一阵晕旋，吓得闭上眼睛，哇地哭了。出乎意料的是，想像中重重的巴掌并没有落下来，相反，我倒感到头上有一只大手轻轻地抚摸着，接着就有一股暖流从头顶一直沁到心底。我慢慢地睁开眼睛，朦胧中看到一张从没见过的笑脸，连那鹰似的目光都罩上一层月辉似的光晕。 老鹰爪姓章，只有一个女儿，跟我姐姐好得像亲姐妹，我就叫她姐姐了，尽管按村里人拐弯抹角的排辈法，我得叫老鹰爪老太。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生清闲，好像没做过啥事，可后来不知打通了哪道关节，买通了哪路神仙，竟将女儿由农村户口弄成了商品粮，还让她当上了县城一家工厂的工人。后来听人说，他找了政府，说他曾是八路军的地下情报员，给八路军送过情报。以后就常能听见他讲与他有关的八路军和情报，让人想起电影里鸡毛信的故事。因此，我对老八路也肃然起敬了，再没喊过让老八路眉头拧成疙瘩的那句顺口溜。但老鹰爪不，一提起老八路，他就嘴一撇：“逃兵！” 我家后园是大侉子的屋。大侉子姓林，跟我是一个户族，他比我高三辈，我得叫他老太。这是正宗的老太，但不是亲老太，我从没见过我的亲老太，甚至连我的亲爷爷都没见过。也许是他个子颇高，给老乡长当长工时太吃苦受累，所以总是微微驼着背；又也许他是北方人，说话侉，人们才叫他大侉子。他比老乡长还年长，也是一身黑长袍。我常见他手提粪箢子，在房前屋后寻来觅去，不大工夫便拾到一箢子猪粪，用粪耙子挑起粪箢子扛在肩上，躬着腰背回去。 那时的夏夜，村里人都喜欢手持蒲扇，搬张椅子到外面乘凉。乘凉的地方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条塘埂，宽宽的。塘埂的南北两面是两口大水塘，西头是一口古井，古井特别深，口小肚子大，井壁是石头砌的，长满一层光滑浓密的青苔。割麦插秧和割稻时节，大人们收工回来，喊一声“井冰凉”，孩子们就会快快地跑到井边，用自制的取水瓶——在废啤酒瓶或酱油瓶的瓶口栓上一条长长的绳子——放下井，灌满水后提起来，送到大人手上。咕咚咚猛喝几口，井水凉得似冰，沁人心脾，故名井冰凉。不过在冬天，井水却能给我们暖手。全村人吃的水都取自这口井。井边长着一棵合抱的大柳树，树龄一百多年，树干被蚂蚁和虫子掏空了，而枝叶仍繁茂昌盛，荫翳着包括古井在内的一大片地方。塘埂东面就是一户又一户人家，绵延方圆三四百米，构成了章畈的主体，而主体的西面原为稻场，后来变成了包括老八路家在内的几户人家的宅院，所以塘埂便相当于豁风口，冬冷夏凉。再往西就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和突兀高耸的独山。人们面朝风向坐在塘埂上，有的端着碗吃饭，边吃边说；吃完饭的顺手将碗放在地上，猛摇蒲扇说话。 大侉子就在其中。他经常给我们讲故事，我真怀疑，他一个当长工的，为啥肚子里装有那么多故事，远古的，现代的，北方的，南方的，农村的，城里的，天上的，海里的，独独不讲他自己的故事。一提起老乡长或长工，他就用他那牛一样温和的目光看着我们，说：“旧社会都过去了，人民公社多好哇。”今天，我突发猜测，他的许多故事都是他编造的，其中也许寄托了他最原始的美好理想、他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我印象中最深的是朱洪武：一个财主从河里捉到一条大鱼，嘱咐家人将鱼煮熟给少爷吃，他出去办件事。正当他们吃鱼时，门前来了个讨饭的穷孩子，衣衫褴褛，他们就将谁都不吃的鱼骨头全给了穷孩子，撵他快走开。财主回来，听说此事捶足顿胸，说那是仙鱼，谁吃了鱼骨头谁将来就会当皇帝！于是，财主率家人去追赶穷孩子，待追上时，穷孩子已将鱼骨头吃完了。后来，那个讨饭的穷孩子当上了皇帝，他就是朱洪武……每次听他讲故事，我们都津津有味，嘴上哈欠连天，却是不愿回家睡瞌睡，直到夜深风凉，大侉子搬起椅子说一声：“好了，明天晚黑再讲。”恰如说大鼓书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一样。末了，我们才恋恋不舍地打着哈欠离去。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那口古井早已坌塌，百年柳树被毁，踪影全无，老人们也早已离开了人世。而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永远都是那个时候的模样：柳树荫翳着古井，老乡长吸着水烟锅，呼噜噜，吧嗒吧嗒；老八路拄根树棍，眼里透着忧郁，无精打采；老鹰爪戴着狗钻笼帽子，一年四季都在烤炭火；大侉子夜夜都坐在星光下的塘埂上，给围坐在膝边的孩子讲故事…… 江南的古镇，远不是拿来作秀的衬托，站在门外，也就这么点得意，犹如瞥见旁人家的女儿穿了件新衣着，一声赞叹，哇，真场面!哇过之后，也就这般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去预约，没交那五十块钱的预约金。为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