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很多人曾有过登台演出的经历。回头看看那时演出的节目，都成了岁月流逝的小小注脚。而对个人来说，每一次登台，都是一次难得的磨练和提升。

解困记

借来寿衣当演出服

讲述 周建群 69岁 来自 湖南新化

周建群（左）在演出中演匪兵

1991年建党70周年时，县里准备组织一场大型文艺汇演。我和爱人在一家医院工作，都是文艺爱好者，单位把排练节目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两口子。一开始，我们准备排练歌舞《绣红旗》，后来觉得有点单调，想把《红梅赞》也加进来，但两者之间缺乏一个过渡。这时，我们就想在中间穿插许云峰和江姐英勇就义的场景，节目名也改为《红旗颂》。

构思有了，如何实施成了难题。“就义”一段的音乐，我们想选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配乐。当时没有电脑和网络，只能利用磁带翻录，但跑遍县城都买不到《东方红》的磁带。我和同事跑到临近的冷水江市，才终于买到磁带。

音乐的问题解决了，服装又成了一道难题，重点是“许云峰”的长袍难以找到。经多方打听，得知县城西正街一曹姓老人有件准备百年后用的长袍寿衣，忙诚惶诚恐地上门求借。没想到，老人家十分开明，将从没穿过的蓝色长袍借给了我们。

排练时，两个“匪兵”找不到合适人选，我又自告奋勇饰演匪兵甲。正式演出时，我们这台节目令全场掌声雷动。那一刻，我内心十分激动，觉得两个月的辛苦没有白费。最终，我们导演的《红旗颂》获得了全县庆祝建党70周年文艺汇演一等奖。

挑战记

泪水在掌声响起时掉落

讲述 马建安 57岁 来自 湖北黄石

1996年6月，我报名参加大冶钢厂组织的歌唱比赛。我在唱歌方面并没有特长。我爱好写作，在厂里小有名气，却是个比较内向的人。我之所以报名参赛，是想作出改变，挑战一下自己。对此，妻子很支持，鼓励我报了名。

比赛时，我是26号。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台，我不由自主地开始紧张，连话筒都不知打开。主持人及时上台救了场，但我的情绪还是受到影响。现场没有响起掌声，我在台上沮丧地想：自己这次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结束了……忽地，我听到几声微弱的掌声从妻子和女儿（我带来的亲友团的全部成员）的方位传来。当时，女儿还不到5岁。受妻子和女儿鼓掌带动，渐渐，现场的掌声热烈了起来。我顿时振作起来，顺利唱完了歌曲。下台后，我快步跑到妻子和女儿面前，情不自禁地捧起女儿拍得通红的小手。这时，现场原本已稀落的掌声，竟猛然雷鸣般地响起。我明白，这掌声是给女儿的表扬，也是给我的鼓励。掌声中，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虽然连初赛都没通过，但这次参赛，让我体会到家人支持的珍贵。

创新记

跳斯里兰卡舞拿下一等奖

讲述 杨慧玲 59岁 来自 湖南衡阳

杨慧玲等人在演出中

1980年，我在湖南省衡阳市人民银行工作。6月，单位交给团支部一个任务：庆祝建党59周年全市金融系统文艺演出，团支部要出一个节目，而且要拿奖。团支部挑选了8名女团员排练节目，我是其中一个。我们都是20岁上下，参加工作都不到两年，唱歌跳舞都不很行，演什么节目好呢？大家商量来商量去，一致认为，要想拿奖，节目必须与众不同。最后，我们决定跳舞。

得知我们想跳舞，团支部从师范学校请来一位舞蹈老师。老师给我们选择了斯里兰卡舞蹈，我们觉得很难，都说不行，“别说外国舞，中国舞也未必能跳好”。然而，单位领导坚决支持老师的选择。我们感到任务很重，压力大。不过，毕竟我们都是团员，敢于拼搏，下定决心要跳好这个外国舞。我们利用下班时间和休息日坚持排练，受苦受累一个月，硬是挺过来了。登台演出时，我们的节目非常成功。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不仅跳外国舞，而且还跳得那么好，令人耳目一新，反响很大。我们拿到一等奖，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入戏记

隔着衣服咬出两排牙印

讲述 彭素君 70岁 来自 湖北荆州

知青彭素君

1970年7月，四川省资中县蔡家公社金田大队挑选知青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大家纷纷报名。经过筛选，由12名知青组成宣传队，我是其中之一。大队要求我们在半个月里排练出一台节目，不用上工而工分照记。队里我最小，其他都是老三届高三毕业生，编词写剧难不住他们。我们没有服装道具，也不用化妆，从头到尾只有周胖子一把口琴当伴奏。

农村没有电灯，我们的演出在下午进行，全队男女老少都来了。演出开始后，藏族舞蹈赢得了阵阵掌声，“三句半”让人捧腹大笑，歌曲《马儿啊，你慢些走》让男知青唱得别有韵味。压轴节目是我们精心排演的忆苦剧《不忘旧社会》。剧情大致是：当长工的父亲累死在地主的土地上，妈妈伤心过度病倒在床，姐姐上山采药为妈妈治病，母女三人靠妹妹四处讨饭度日，一天，妹妹刚回到家中，地主带着打手要抢走姐姐抵债。我演妹妹，在开场时，穿着肥大的破粗布衣，一手拿根竹棍，一手端着破碗，脸上用柴灰抹得黑一块灰一块，站在舞台边。社员们看我打扮成这样，笑得前仰后合。“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当悲凉的歌声轻轻传出，知青张俊德用他浑厚的男高音讲述剧情，四周慢慢静了下来。后来，在剧情达到高潮时，我扑上去抓住地主的打手“和尚”，一口咬在他胳膊上死死不放。当“姐姐”被抢走，泪流满面的我跪在“被打死的妈妈”身边，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娘……”这时，社员中也是哭声一片。队长带头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演出结束，“和尚”笑着撸起袖子给我看，两排牙印清晰可见。他说：“素娃，好厉害哦！要不是隔着衣服，早就被你咬破了。”

失误记

不该出声时重重拉了一弓

讲述 王志宏 66岁 来自 湖南长沙

上世纪70年代初，长沙轴承厂远离城市，大家下班后没事干。读初中时，我自学二胡，花4元钱买了一把最便宜的二胡。虽然它音色非常差，但我工作后仍带着它打发时间。没想到，我被“星探”发现，招入了厂文艺宣传队。拉着厂里100多元一把的二胡，我发现好听多了，好像水平突然提高了似的。并且，宣传队的乐队只有我一名女性，还是最小的一位，在排练和演出时我有点嘚瑟。

一次，参加长沙市冶金机械局文艺汇演，我们厂的节目是京剧《红灯记》选段。演员和乐队的指挥都是从专业剧团下放到我们厂里的，我们这些伴奏的却全是业余的。由于没有很好地背曲谱，演出中，我既要看曲谱又要看指挥的手势，还想瞄一瞄舞台上的表演，结果在不该二胡出声时重重拉了一弓。指挥狠狠地剜了我一眼，并用指挥棒朝我一指。我给吓得一激灵，赶快收回心思认真伴奏。幸亏，这个失误没影响到演员们的表演。指挥的那个眼神和动作，从此像一根刺插在我心上，让我一再反思自己。

短发言

1974年，我在河北邯郸市设备修配厂工作。年底，厂工会要举办联欢晚会，我被安排表演一段相声。我这是第一次登台表演节目，望着台下黑压压一片的观众，一时紧张，竟忘词了。幸好搭档悄悄告诉我下一句，我们又接着说了下去。通过这次锻炼，我增强了信心，以后再登台表演节目，也不再那么胆怯了。（河北邯郸 栾玉锁 66岁）

短发言

1970年，我（中排左二）在云南建水县水利局工作。当时全国正推广革命样板戏，领导点名派我去参加县里举办的革命样板戏学习班。半个月学习结束，我们举行了一次汇报演出，获得了现场热烈的掌声。我激动得一晚都没睡着觉。（湖北武汉 孙明明 76岁）

,